而儒家则基于孝悌之情来理解人伦，相应的三纲或可理解为这种人伦观念的法权化形式。

先生在西南联大开设的魏晋玄学课程，通过对经典传承因革损益连续性的历史考察，认为：《列子》之作者，有谓张湛自作者，此或不确。摘要：杨朱思想在《列子》中有重要位置。

既不能脱离形躯，又不能脱离世界。《周穆王》篇目注曰：愚惑者以显昧为成验，迟速而致疑，故窃然而自私，以形骸为真宅。或许，关注点的转向并不是完全与如杨朱思想无关，但角度已经不可能是玄学（哲学）了。[20]在实际的讲课中，他尤突出这个关联问题的讨论。②觅一新形上学为崇有之根据，换句话说，为名教找出一种根据。

[42] 无论讲有讲无，都从人事政治上出发。汤用彤在其魏晋玄学课程讲授中，极重视 解脱与本无的关系。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自古以来，天下的君王贤人也够多的了，当活着的时候都显贵荣耀，可是一死什么也就没有了。在邵雍和张载先做了一番介绍之后，沉默不语的周敦颐缓缓开口道：你小子不是怀疑我的‘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的成圣之路吗？其实，这条道路所揭示的人生追求，不仅是士（读书人）可以达到的，而且是天下之人皆可以实现的。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可见，孔子把好学的精神也传给了自己的后代。

具体对孔子来说就是对礼乐文化有了丰富的知识和深刻的把握，可以借以自立于社会了。孔子在齐国有意介入齐国政治，也一度深得景公的赏识，欲以尼溪田封孔子。

由以上可见，孔子在2500年前已明确提出了教学内容应包括德、智、体、美四个方面。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今山东省莱芜市南）。也许大家要问了，既然说人皆可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为什么在现实中圣人罕见而凡人多多？这个问题实际上早被荀子本人所意识到，他说：圣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何也？圣人可以通过不断修养达到，但是在实际上许多人都积累不起来自己的人格以达到尧舜禹的境界，这是为什么？他接着做了很好的解释，说故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子贡问道：什么器具呢？孔子说：还好，是祭祀时用的器具。我认为，于丹《论语》心得总来讲是把孔子拉回到普通人水平，这没有大错，但是孔子之为孔子之所以能够影响中国文化两千多年，成为至圣先师，并不是因为他只有普通人的一面，而是因为他是从一个普通人经过漫长艰难的人生道德修养和社会政治实践，成了令人仰慕的圣人。孔子乘机还游览了周天子召见诸侯和举行国家大典的明堂、祭祀祖先的太庙，祭天地的社坛等，从而对制定了西周礼乐制度的周公更是崇拜。

第五个阶段：六十而耳顺 对耳顺，传统的解释很多，郑玄：耳闻其言，而知其微旨也。知天命是指知晓上天所赋予个人的道义与职责。

所以所谓希贤、希圣、希天，中心的问题还是希圣。此时，在河北保定容城的一座庭院之中，有一位以静修自号的儒者刘因，面对这样的月夜却是饮酒无味，拨弦无声

我是研究哲学的，黑格尔将哲学理解为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马克思说，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我认为，伴随着中国的历史性实践的展开和时代的转折，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将经历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就是从长期以来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中摆脱出来，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意，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根本谈不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现实不仅是实存，而且是本质，而事实只是单纯的实存。这意味着文化结合的锻炼，意味着文化上容受性和自主性的统一，这种情形实际上我们在历史上到处可以看到。新的历史方位构成新的时代坐标，依循这样的坐标，我们才能对时代提出的任务有深入的把握。这部著作代表了当时一般的意识形态以及知识界的主要氛围，即认为马克思最终被送进了坟墓，《共产党宣言》的结论最终破产了。

我认为，可以从多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但就这一点来说，雷蒙·阿隆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当今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如果要摆脱它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并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从外在反思的思维方式中摆脱出来，从书中得来、纸上推演的形式主义、主观主义的学术中摆脱出来，从而真正深入到特定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的实体性内容中去。

外在反思从哲学上讲有点复杂，但实际上很简单，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教条主义。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它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并不是我们在书斋里写作或者开个会随便提出来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时代的任务，是由于时代的重大转折，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样一个任务托付给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界，托付给我们的学者。

这个学徒状态是非常必要的，它开展出大规模的对外学习，在对外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的收获是非常巨大的，对此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现在我们一讲到现实，就好像是睁开眼就能看到的东西，其实要能够通达和把握现实，必须诉诸很高的理论要求。

唯物史观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求学术摆脱外在反思，从而使得学术能够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实体性内容之中。同样的例证我们也可以从中国化的佛教中找到。马克思的理论包含着学术性很强的一个方面，并且这个方面是本质重要的。我们的学术就这样停留在书中得来和纸上推演，总之是与中国社会的实体性内容没有关系。

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要达到真正的成熟，也须经历这样一个决定性的转折，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进入专题： 中国特色 唯物史观 。

唯物史观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来说至关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在强调学术的同时，要求学术能够把握时代和切中现实，这理应成为我们进行学术体系建设的基本出发点。他说，萨特和阿尔都塞并不对历史实在感兴趣，而是对哲学的先天条件感兴趣，他们只还是提出了康德式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可能的，恩格斯会把这种问题称为小资产阶级的问题。

所以，唯物史观能成为学术建构的最基本的立足点，或者用张江教授的话来说叫阐释原则。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讲，古希腊人既有自己的传统，同时又面临着当时强势的和占优势的东方文化，正是经历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希腊人才获得了应有的活力，并且开创出他们胜利和繁荣的时代。

我讲的题目是：以唯物史观引领三大体系建设。所谓现实，和我们一般讲的事实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当今的哲学社会科学过多信赖所谓事实，即单纯实存的东西，但这还远不是现实。按我的基本看法，直到黑格尔、马克思才真正提出了把握现实的要求，以往的哲学恐怕还完全没有达到这个要求。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缺陷是我们很熟悉的，但今天中国的学术界比当时的情形又如何呢？外部反思依然盛行，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那个时候的教条来自苏联，而今天的大多数教条来自西方。

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经历学徒状态，但是，一种学术的成熟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就是摆脱它的学徒状态并且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但是，过了30年，我们今天可以对这样一个状况和转折作出历史性的判断了，这个判断我们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可以明确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方位或时代坐标。

有些人觉得关注现实的人没有理论水平，或者不需要理论和学术，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马克思不仅参加革命的实践，而且经常退回书房，对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来说，科学的维度、学术研究的维度是绝对不可或缺的。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任何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总意味着它要在特定的阶段摆脱学徒状态而开始获得自我主张。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包括三大体系，实际上是面临一个重大的时代任务，这个任务是对应于时代的转折被提出来的。